“学以致知”“知以成人”

——重解认知型哲学观核心理路

（刘志洪   威尼斯商人在线观看高清、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10期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栏目

【摘要】以往对认知型哲学的批判没有完全把握其核心理路。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西方传统哲学也力图“学以成人”，但强调“真知成就真人”，从而将“成人”之道区分为“学以致知”和“知以成人”两个环节。认知型哲学观虽将认识整个世界、获取系统真知作为直接目标，但在主观上并不远离人，而同样具有深沉的人文关切，其最终目的也是成就真人。此种哲学观认为求取真知是成就真人的道路，并且是唯一的有效路径。为“知以成人”而“学以致知”，构成认知型哲学观的根本规定。这既是这种哲学观积极作用的源泉，也是其深层的弊病和诸局限的源头。

【关键词】认知型哲学观  “学以致知”  “知以成人”  生存型哲学观

众多现当代研究者对由古代哲学至近代哲学的传统哲学及其哲学观作了激烈批评，正确地将其中的主流哲学观判定为“知识论”或“认识论”哲学观。然而，绝大多数批评仅仅将其病根归结为“求知”或“求真”，没有深刻把握这种哲学观“学以致知”“知以成人”的核心理路及其局限，从而无法展开深入的批判与超越，这从根基处制约了当代哲学和哲学观的发展。

阿兰·巴迪欧提出，人们对哲学的本性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倾向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的认识：关于理论领域之中的真理的认识，关于实践领域之中的价值的认识。”“第二种可能性认为……哲学在于直接地改造某个主体，这是一种彻底的改变，是生存的完全变化。”[1]这一论述分辨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前者是认知型哲学观，后者为生存—实践型哲学观。康德同样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关于哲学的两种概念，称之为学院概念和世界概念:“哲学是哲学知识或来自概念的理性知识体系。这是这门科学的学院概念。就世界概念来说，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后目的的科学。”[2]

持认知型哲学观的哲学家主张，哲学的直接目标是获取系统性的理性知识，根本性地理解和说明整个世界。哲学被理解为“爱智慧”。然而，在一些早期哲学家那里，“智慧”和“知识”却没有多大差别。《政治哲学导论》的作者托马斯提出，philosopia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爱智慧、求真知”，这个意思并不能让哲学同其它科学区分开来[3]。从苏格拉底的著名判断“美德即知识”能够看出，即使在这位强调“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的哲人那里，“认知”和“知识”也占据重要地位。对于苏格拉底而言，“知识即美德”也是可以成立的。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正式开启了对哲学自身的反思。《形而上学》开宗明义：“求知是人类的本性。”[4]哲学所爱的“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5]。不同于实用知识，哲学的知识是关于事物原理与原因的正确把握，是真正或者说高级的真理。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6]。在他看来，哲学作为理论知识，真理就是它的目的本身。这一主张既是对古希腊哲学基本观念的总结，也开启了后世哲学的先河，相当程度地引导西方传统哲学走上认知型哲学道路。在许多古希腊哲学家心目中，智慧就是真知。这与中国传统哲学大不相同。

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往往把哲学视为神学之下的世俗学问的总和。罗吉尔·培根作为中世纪“四大博士”之一，把哲学看作不同于神学的一切世俗学问的总称。基督教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也是这种认知型哲学观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在神学之下，哲学是全部理论的总和，包括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三大分支，研究对象分别为运动的物质、不动的物质和不动的非物质。这也是众多教父哲学研究者的基本看法。[7]

进入近代，经验论代表人物培根将哲学作为纯粹神学之下的世俗学问的统称，包含自然神学、自然哲学和人文学科三类。[8]霍布斯则将哲学定义为关于通过原因推理出的结果的知识。“‘哲学’是关于结果或现象的知识，我们获得这种知识，是根据我们首先具有的对于结果或现象的原因或产生的知识，加以真实的推理。”[9]在唯理论阵营中，笛卡尔指出，哲学是研究智慧的，而智慧包括机智和完备的知识。“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10]关于哲学分类这一著名比喻，清楚地表明他将哲学理解为包罗万象的学问。斯宾诺莎也期望他的哲学获得“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11]。能够看出，这些著名哲学家都把哲学当作知识和科学的总和或总称。

沃尔夫和康德同样是这种认知型哲学观的典型。在沃尔夫看来，逻辑学是哲学的入门，哲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哲学，包括本体论、宇宙学、心理学和神学；二是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样，哲学能把当时的主要学科和大部分知识均涵括进来。康德认为，哲学是除神学、法学和医学外的全部学说的总和，包括历史知识的部门（历史、地理学、学术的语言知识、人文学以及关于经验性知识的博物学所提供的一切）和纯粹的理性知识（纯粹数学和纯粹哲学、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12]明显地，康德也把哲学理解为理性知识的集合。

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哲学求取真知的目标。他明确提出了对哲学本质的理解：“哲学是认识。”[13]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强调，哲学史上的思维英雄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14]。不仅如此，他还直接地指出，“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概念式的认识”[15]，“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16]。黑格尔一生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哲学由“爱知识”转变为“知识”或“真知”（概念性知识）。在晚年的《小逻辑》第2版序言中，他再次强调，“我的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17]。

这种哲学观虽在现当代哲学和思想中遭到严厉批判，但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譬如，孔德说：“我按照古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赋予此词的含义来使用‘哲学’一词，指的是人类观念的总体系。”[18]明显地，在他那里，哲学是全部知识的总称。他的《实证哲学教程》涵盖了众多学科。这同近代哲学家们的看法并无二致。怀特海虽然将哲学同具体科学区分开来，认为哲学追求更高的普遍性，但对普遍真理的追求与实现仍构成其所理解哲学的内核。[19]罗素更是明确提出，“哲学和别的学科一样，其目标首先是要获得知识”[20]。即使到了20世纪中叶，施特劳斯仍旧认为：“探求智慧的哲学是对普遍知识的探求，对整全知识的探求”；“哲学是用有关整全的知识取代有关整全的意见的尝试”[21]。类似观点在当代哲学中不仅没有绝迹，而且仍然作为一种基本的传统或范式存在，并深层地支配着哲学家们的思索。

概而言之，在认知型哲学观看来，哲学是人类运用理性对全部世界的总体图景、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等加以认识、获取知识的活动，从而也是由系统性的真知或真理构成的体系。对这种认知型哲学观很有研究的杜威指出，过往“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获得关于存在或‘实在’的知识”，科学“是研究现世的、变化的、偶然的事物；而哲学的目标则在获得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予更低形式的认识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22]。我们认为，这是对认知型哲学观较深入的阐释，把握了这种哲学观的直接目标。当然，它更适用于现代的认知型哲学。

但如果仅仅看到求取真知这一向度，那么，对认知型哲学观的理解无法达至全面和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认知型哲学的心灵深处隐藏着深沉的人文关切。这种以理性思辨求取真知的活动，并不只是为获取系统性知识。在这个直接目标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的，那就是实现人之良性生存或者说“成人”。在一些研究者特别是我国研究者心目中，西方哲学只顾求取外在的知识，不顾人之生存或者说人本身。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为人类的智慧之学，哲学史从来没有如此简单！不是真知，而是“真人”，即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是认知型哲学的终极目的。这种哲学之所以热烈地追求确定性、必然性以至永恒性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真知实现人的良性生存，亦即成就真人。换言之，正是力图“知以成人”，传统认知型哲学才奋力“学以致知”。

亚里士多德说，“不以实用为目的”的理论知识，较以实用为目的的实用知识更敏慧。求取理论知识的“沉思本身就是荣耀的”，因为“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换言之，沉思使人幸福。通过哲学沉思获得“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之“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23]哲学知识让人成为幸福的人。这是一种同后来康德“德福一致”相对应的“智福一致”甚或“知福一致”的人生观。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提出，理论是能给人以最高福祉者，是有价值的事物中的最好者。因为，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而无需向他人要求就可以得到的。把握世界的原理，是人生无上的快乐。因此，“默想〈神思〉为惟一胜业，其为乐与为善，达到了最高境界”[24]。在他看来，爱智慧、求真知的哲学活动最能实现人之幸福，是“知以成人”的充分展现。

进入近代，知识的力量更加凸显，也越发被认知型哲学家们视为“成人”的不二法门。当培根高喊“知识就是力量”口号时，显然包含着对人类主体性强烈的肯认与张扬。知识表征着人类愈加强大的力量。他指出，“最大的过失是误解或者错置了知识最终或最大的目的”，“很少人求知是为了真正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上面”[25]。明显地，在培根看来，求知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利益与福祉。这种利益与福祉并不外在于人。增进人必要的利益与福祉，就是实现人的发展。经验论的另一位开拓者霍布斯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哲学的目的或目标，就在于我们可以利用先前认识的结果来为我们谋利益……来为人生谋福利”[26]。和培根一样，于霍布斯而言，利益并非人外在的东西，它的实现亦即人的实现与发展。为人生谋福利，也就是促进人的发展。

近代思辨哲学创始人笛卡尔认为，他的哲学原理能够帮助人们“达到最高智慧即人生至善”[27]。这隐含着以哲学实现人之智慧或至善的思路。在他看来，“理性或者良知”是“唯一使我们成为人并且使我们与禽兽有区别的东西”[28]。哲学之知让人得以成为智慧或至善的人，亦即真正意义上的人。斯宾诺莎更是赤诚地提出，“我志在使一切科学皆集中于一个最终目的。这就是要达到……人的最高的完善境界”[29]，让人获得“真正的善”“确定的善”“持久的善”以至“至善”，通达永远的最高快乐。他强调，“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即“至善”，能够帮助人通达“坚强的人性”。这是典型的“知以成人”的思路。既写作《国富论》也写作《道德情操论》的亚当·斯密说，“对于哲学这种自命能揭示自然界万事万物间隐秘联系的科学，人类研究它的最初动机无非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期待哲学发现所带来的好处……他们追求研究本身所带来的愉悦或益处”[30]。此论述充分展现了认知型哲学观的基本思路。哲学获取规律性的知识，为研究者带来强烈的愉悦与益处。这种愉悦与益处远高于其它物质性或世俗性的利益与快乐。

看似最为“学究”的哲学家黑格尔，最明晰地表达了认知型哲学“知以成人”的主张。他强调，唯有哲学知识才能给予人尊严和高贵。“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31]真理给人以强烈的享受，对真知的追求于人而言具有本质的重要性。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32]。在《逻辑学》中，他再次提出，“人兽之别就由于思想，这句话在今天仍需常常记住”[33]。对思想的看重再明显不过。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进一步强调，思想或真知构成人之为人的本质。“只有这种理性的识见，才能够给予人以人的尊严。”[34]他特别引证《圣经》并阐释道：“上帝说，看呀，亚当也成为相似于我们当中的一分子了，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善和恶”，“这些话表明知识是神圣的”，“只有通过认识，人作为上帝的肖像这一原始的使命才会得到实现”[35]。人通过获取真知而成为真正的人，甚至生成“神”的特征。可见，即使是最思辨、最抽象、最看似与人无关的黑格尔哲学，其理想也是实现人之良性生存。并且，这唯有通过求取真知方能实现。在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人的自然条件十分有限，只能诉诸精神领域的认识通达无限。“就人的自然方面来说，他确是有限的，同时也是有死的，但就他在认识方面来说，他却是无限的。”[36]

综观哲学家们的上述主张，能够看出，认知型哲学观的基本思路是“以知成人”，或者说，“知以成人”。人通过哲学研究求取真知，从而成为真人。在这些哲学家看来，求知具有“成人”的伟大意义。获得真知意味着人之存在的美好，意味着人性的升华，甚至意味着人成为真正的人。诚如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的那样，人们“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37]。借用卡尔·波普的著作名称，就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因此，持认知型哲学观的哲学家们总是不懈地求取真知。他们的哲学就是这种哲学观的忠实践履。狄尔泰强调，哲学可以使人类的全部活动都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知识。“战士、政治家、诗人，或者虔诚的宗教信徒所进行的行为举止，都只有在有关这样的行为举止的知识指导他们的实际活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到完善。”[38]持认知型哲学观的胡塞尔也说，“自最初的开端起，哲学便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39]。这一思路同黑格尔并无二致。认知型哲学观的核心思路：“学以致知”“知以成人”，即凭借真知成就真人，在此展露无遗。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哲学家认为，求取真知不仅是成就真人的真正道路，并且是唯一的真正道路。在他们看来，对纯粹知识的求取，非但不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大用”的。“知”不仅构成“学”和“人”的中介，并且是成人最关键、最核心的环节。黑格尔说：“最优良的东西，也就是最有用的东西。”[40]譬如，逻辑学就是一种“最高尚的、最自由的和最独立的东西”，从而也是“最有用的东西”。[41]他强调，思想这种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把握永恒和绝对存在的最高方式，严格说来，是唯一方式”[42]。这十分清晰地表达了“知以成人”的思路。

简言之，在持认知型哲学观的哲学家看来，他们发现了人成为人的光明大道。知识是人之幸福与意义的最高体现，求知是人最高的存在方式。这些哲学家普遍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精神动物尤其理性动物。在物质世界中，人无法超越有限而达至无限，同动物以及其他存在物无异。但在精神世界中，人完全能够超脱有限，通达无限，接近于神。从而，唯有真知以及对真知的求取，才是人优越于其它存在者尤其动物的本质特征，才能彰显人类的超越性与高贵性。因此，只有作为人类理性活动的认知，才构成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有效路径。

由此可见，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西方传统哲学也追求“学以成人”，只是主张通过求知成人。以求取真知的方式成就真人，构成认知型哲学观核心理路。至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传统哲学家们会那么热衷追求和揭示真理。无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还是近代的“认识论哲学”，都充满了对真知的渴求与探索。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真知意味着“真善”“真福”以至真人。哲学家们越是秉持这种哲学观，越是渴望成就真人，就越是孜孜以求于真知。

遗憾的是，现当代思想者对认知型哲学观的激烈批评并没有足够准确地把握这一关键质点。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在笼统的意义上批评认知型哲学过于关注认知与知识，忽视人本身及其生存。然而，这种批评是简单乃至无效的，没有达至应有的思想高度，从而也难以消解认知型哲学观。事实上，认知型哲学非但不忽视人的良性生存，而且十分看重这种良性生存。它们求知的目的正在于实现人之良性生存。因此，直接性地批判认知型哲学不重视人及其生存难以为其所接受。事实上，这种哲学观的真正弊端在于其“学以致知”“知以成人”的思路。认知型哲学观这一核心理路，既构成其积极作用的源泉，又构成其主要弊病和失误根源；在发挥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也造成了明显的负向效应。唯有揭示这一点，方能对认知型哲学观展开深刻而有效的批判以致超越。

李文阁对知识论哲学传统的批判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古代哲学主要是生活哲学，而近代哲学主要是“知识论哲学”。他提炼了生活哲学观的三个主要规定：（1）哲学首先是一种活动，是“爱”；（2）哲学是对幸福生活或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对“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问题的探讨；（3）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工具或谋生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与此不同，近代“知识论哲学观”的特点是，把哲学视为一种概念性的认识和知识，追求绝对真理，是为国家、民族和科学服务的工具。[43]我们认为，李文阁的探索值得称道，但把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界划为“生活哲学”和“知识论哲学”的做法不易成立，对认知型哲学观弊端的把握似乎也不够精确。

从理论内容看，将古代哲学视为生活哲学并无不妥，而且相对于“本体论哲学”的理解要合理得多，因为古代哲学家们对人类生活作了丰硕的思索。然而，从“知以成人”角度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却属认知型哲学。尽管也拥有十分丰富的关于人之生存的内容，但在哲学立场上，他们的哲学确凿无疑地遵循以求取真知方式成就真人的思路。需要明确，从是否专门考察人之生活或生存的角度，不能本质性地区分生存型哲学与认知型哲学。学界过往以为认知型哲学观不关注人之生存，因而以此区别它和生存型哲学观。但如前所述，这一界分前提并不存在。

认知型哲学的最高目的也是人及其生存之升华。许多认知型哲学家都对人之生活展开了深邃的思考和阐述，如培根、斯宾诺莎、休谟等。即便是认知型哲学家的典型代表黑格尔，其《精神哲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等充满“历史感”亦即“现实感”的著作，也是对人类世俗生活的把握，尽管是抽象的思辨把握。并且，这些哲学家都真诚和切实地把他们的认知型哲学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乃至主要生存方式。认知型哲学观不仅将哲学视为认知活动，而且也同生存型哲学观一样，视为人之生存的方式，或者说人成为人的方式。也许，认知型哲学观的问题恰恰出在它太把哲学当作人之生存方式了（其实哲学只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且不是根本性的）。在这些重要质点上，认知型哲学观同生存型哲学观并无二致。

需要郑重强调，这两种哲学观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成人”的主要道路或方式是求知还是生存本身？或者说，求知是否为最主要的生存活动？这一根本分歧决定了若干重要分歧。例如，哲学的直接任务是求取真知抑或提升生存？哲学的核心主题是把握世界之理抑或生存之道？认知型哲学观的思路是由“学以致知”到“知以成人”，“成人”的主要道路是求知。尽管最终目的也是成人，但成人并非直接目标，求知才是切近追求。与此相反，生存型哲学观不认为求知是“成人”的主要道路或方式。它强调，“成人”的关键在于人之生存本身，只有通过提升人类生存的总体质量才能通达；求取真知只是生存的向度之一，不能仅将视野集中于求知的狭隘范围。可以说，认知型哲学观“以知成人”，把求知看作第一要务；生存型哲学观“以生成人”，将生存视为根本要务。

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方能本真性地将生存型哲学观同认知型哲学观界划开来。纵使一种哲学的全部思索内容都是人之生存，将全部心力用于探索生存之知，但只要认为或试图仅凭求取真知（即使是直接“成人”的真知）成就真人，而非通过现实的生存活动（总体）尤其实践活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仍然是认知型哲学观。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诸多古代哲学都相当重视生活和对生活的思考，却仍然被许多研究者视为认知型哲学，而且在实质上确属认知型哲学。不仅如此，在现时代，许多“生存论哲学”仍属认知型哲学！诚然，相对于某些传统哲学不够重视对人及其生存本身的索解，一些现当代哲学较为注重此方面的探讨，但如果这些哲学也和传统哲学一样地认为凭借自己或真知就能让人成为真人，那么，它们就是和传统哲学本质相同的认知型哲学。

更深层地看，哲学观异质的背后是人性论的差别。人及其发展构成人类哲学的永恒主题，尽管时而显明时而隐晦。让人成为真正的人，是绝大多数哲学的核心目标。然而，不同的哲学对人之“理想”和“成人”道路或方式有众多异质见解。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造成认知型哲学观和生存型哲学观的根本性异质与背离。认为真人本质上是拥有真知的人，真知可以而且只有真知才能成就真人，必然走向认知型哲学观；而主张真人是全面发展的人，须实际地改善人之生存总体、提升生存质量才能成就真人，则通往生存型哲学观。可以说，唯有从人性论层面加以理解，方能深刻把握传统哲学观的致思逻辑，也才能正确判定人类哲学的发展取向。

那么，应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认知型哲学观这一核心理路？辩证和历史地看待和处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于认知型哲学观，任何片面和极端的否定与批判都是不合理的，必须给予科学评价。更合理的哲学观是对认知型哲学观的辩证扬弃，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而非简单否定。

认知型哲学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产生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这种哲学观尝试找到一条“成人”的本真路径，发现一种“成人”的实际“抓手”，具有不可磨灭的探索意义。或许，在至今仍拥护认知型哲学观的人们看来，相对于笼统的“学以成人”，他们从“学以致知”到“知以成人”的路径具有真正的现实性与力量。此种哲学观力图让人类以理性对世界和自身加以把握，实现人类的良性生存与幸福美好，超越了过往信仰和感性的把握方式，彰显并提升了人类的主体性。它是对人类精神力量的一种礼赞，对人类精神成果的一种讴歌。

学界普遍认为，笛卡尔的“我思”原则确立了现代性的思想基础。其实，“我思”或“我知”原则在哲学史上代代相传，表达了人类日益发展的主体力量。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但认知型哲学观毕竟从特定视角向人类的美好生活与自由之境迈近了一步。在这种哲学观引领下，哲学和科学极大推动了人类知识的增长和思维的进步，提升了人类的主体能力，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是一种注定在总体上失败的尝试，但探索本身就是有意义的。确若爱因斯坦所言，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

当然，正如诸多现当代哲学家指出的那样，这一思路存在根本性的缺限。而且，进入现代之后，其缺陷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和作用开来，越来越成为制约哲学和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从而愈加需要予以深入反思、批判和超越。

首先，真知只是益于人之发展的一种因素，并非最关键因素，更非唯一因素。诚如杜威所言，“所谓认识……不是在社会活动的外面，而是其本身即是社会行为的一个形式”，“认识是人类的一种活动”[44]。除理性认知外，人类的生存及其提升还必须通过诸多现实的方式与因素，尤其是感性对象性的实践方能真正通达。“人最初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认知主体，一个思辨地对待现实的沉思着的头脑，而是作为一个客观地实际行动着的存在，作为……实现自己目的和利益的历史性个体而直接接触现实。”[45]科西克这一看法颇有见地。

既发动哲学革命也启动哲学观变革的马克思，对占据西方传统哲学主流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观念论立场作了严厉批判。他强调，“思想英雄”“观念豪杰”们的观念和“观念革命”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与良性生存。对于社会性的人之生存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物质生产及其方式的发展与变革。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精神的生产及其方式受物质生产的规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6]真知并非人之美好生活的最高体现，求知不是人最高的存在方式，亦非实现人之价值和幸福的最佳途径与方式，尽管也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与方式。认知型哲学观高估了真知对于人之良性生存的意义，低估了实践尤其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存环境等现实因素的成人意义。新的哲学观和哲学不能不高度重视实践等现实生存活动，亦即阿伦特所言之“积极生活”的价值。

其次，认知型哲学观非但不必然实现而且可能妨碍人的良性存在。“言可以不信，知可以不行。”[47]有了真知，却不真行，是无法让人成为真人的。中国哲学传统十分注重对真知的践履，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知行合一、言行一体的楷模，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然而，西方传统哲学对此不够重视，导致知行不一、言行二致的现象时有发生。结果，一些“成人”的深邃言说没能起到应有作用，甚至反而产生消极影响。而且，旧知识可能妨碍新知识的诞生与成长。按照杜威的说法，知识“往往有被用来维持成见或偏执的危险”[48]。更重要的是，仅仅局限于求取真知，注定无法让人成为真正的人。因为，按照这种哲学观，哲学家们一定会轻视乃至遗忘成就真人的主要因素：感性对象性的物质活动及其前提与结果。

持认知型哲学观的哲学家们的眼光停留于真知之于人类的意义，没有看到甚至看不到“真行”和“现实”等更关键的因素之价值。知识或精神过于自信以致走向自负和盲目，误以为仅凭自己就能使人成为真人，越出了所能起作用的领域与程度。结果，认知型哲学观令哲学长期沉陷于观念论之中，忽视人现实的生存总体，反而根本性地阻碍人的发展与自由。确若杜威所言，“哲学现在所处的困境之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过分重视对人生事务无关的论点的结果是：哲学逐渐为一般民众所不信任”[49]。有理由说，一旦僭越合理的界限，求知和知识可能走上“反对人”的可怕道路。在此意义上，认知型哲学观走的是一条无法通达的道路。

最后，认知型哲学观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至善和幸福。虽然绝大多数哲学家在主观上希望所有人通过真知实现至善，认为每个人皆可通过自己而非别人的力量获取真知实现幸福，但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实际上非常困难，只有专门的从业者才能做到。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哲学“替少数人打开了真理的大门，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扇门却一直都是关闭的”[50]。其实，许多认知型哲学家在内心深处对群众报以不信任乃至鄙夷的态度，认为群众无法依靠自己掌握真知、领悟哲学。黑格尔引证西塞罗的话说：“真正的哲学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群众。因为对于群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群众赞许的。”[51]这样一来，唯有少数从事科学探索进而获得正确知识的哲学家，才能满足认知型哲学观的要求。

施特劳斯甚至认为，作为“知识”的“哲学或科学必须保持在极少数人手中”，哲人或科学家通过“隐微教诲”的方式“把自己视为真理的东西透露给少数人”[52]。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这些哲学家而言，只有他们发现了真知，从而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获得和享受真理带来的至高的善与幸福。群众要实现至善和至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接受他们的哲学。因此，这种哲学观实际上隐含着知识权力关系，即知识精英与知识草根的关系，蕴含着培根所言之“支配人们见解的权力”[53]。在认知型哲学中，同基督教一样，少数人掌控强大精神权力，而大多数人缺乏这种权力，属于“无权阶级”，只能受“精神贵族”乃至“精神皇帝”支配。结果，总是注重“平等”的哲学“王国”长期呈现出“人的依赖关系”——人对人的统治与从属关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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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兰·巴迪欧：《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李佩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5—6页。

[2]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22页。

[3]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刘雪梅译，威尼斯商人在线观看高清出版社，2006，第19页。

[4][5][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页；第3页；第33页。

[7]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商务印书馆，1994，第340、364—366页。

[8]参见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78页。

[9]《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382页。

[10]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8，序言第XVII页。

[11]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23页。

[12]参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李秋零主编，威尼斯商人在线观看高清出版社，2008，第24页。

[13][1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91页；第5页。

[14][15][1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7页；第18页；第26页。

[18]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页原注①。

[19]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9页。

[20]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29页。

[21]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4，第2页。

[22]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3页。

[23]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第310、311页。

[2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248页。

[25]培根：《学术的进展》，第30页。

[26][28]《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84页；第362页。

[27]笛卡尔：《哲学原理》，第XIV页。

[29]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第24页。

[30]《亚当·斯密哲学文集》，石小竹、孙明丽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29页。

[31][34][35][36][40][41][42]黑格尔：《小逻辑》，第35页；第3页；第91页；第91页；第73页；第64页；第66页。

[3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0页。

[33]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第7—8页。

[37]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页。

[38]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146页。

[39]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页。

[43]参见李文阁：《复兴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的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第77—83页。

[44]约翰·杜威：《人的问题》，第12页。

[45]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第1—2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2页。

[47]李文阁：《复兴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的阐释》，第86页。

[48]约翰·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第78页。

[49]约翰·杜威：《人的问题》，第4页。

[50]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32页。

[51]黑格尔：《小逻辑》，第23页。

[52]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第215页。

[5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