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日出的日子，和朝阳一样动人。

2017年10月，大四的我遇上了80周年校庆。作为“一对一”志愿者，我负责在庆祝大会上接送、搀扶黄达老校长。虽已年逾90，黄老仍精神矍铄，温和亲切。前往会场的路上，黄老主动询问我的专业年级等信息，得知我是哲学院的，他感慨道：“哲学院是有很多老先生的。”黄老腿脚不便，走路站立需借助助行器。散会后许多人前来握手寒暄、合影留念，黄老坚持站着，握手时把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左手上，我偶尔搀扶，他也并不怎么借力。

献花环节结束后，黄老两度要把收到的花束转赠给我，我实在愧不敢收，他笑着说:“那我就送给司机了。”离开时，还透过车窗挥手道别。第二天，有老师看到现场图片告诉我：“原来是你啊！你搀扶老校长的样子让一些老校友十分感动，说看到了传承和希望。”

传承和希望，这两个词既宏大又具体。在人大八年的时光里，我曾很多次窥见传承的薪火和希望的曙光，在灯光璀璨的活动舞台上，也在深夜豆灯的办公室里；在抑扬顿挫的课堂上，也在无声流淌的日常中。这些场景和身影无一不带有同时又构成着人大校园独有的底蕴，映刻在校徽和主建筑上的，是人大红。

哲学院的确是有很多老先生的。去年11月，人大哲学学科建设65周年展在博物馆举办。会场上经院长致辞得知，学校博物馆的大师墙上有人大建校以来取得卓越成绩的84位大先生，其中16位来自哲学学科。在参与拍摄采访时，我感动于每位前辈口中的峥嵘岁月，更钦叹于他们的谦和渊博以及填满办公室和房屋的海量书籍。

对我来说，这份希望萌芽成长于小镇的支教课堂里、烈日调研的途中；这种传承还在学活128室《青年人大》报社里，闪亮于坚守的深夜、团聚的社庆，满溢在一份份报纸、一篇篇推送年轻但有力的字里行间。红墙绿瓦里一株绿色的芽，开出了缤纷的花。